書名：《滅頂與生還》
作者：普利摩．李維 Primo Levi
出版：1986.04.
摘要
《滅頂與生還》（I sommersi e i salvati）為義大利猶太裔化學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於1986年出版的著作，本書為作者生前的最後一部作品。李維曾於1944年間被收押於奧許維茲集中營內，其本業為化學家，自集中營解放以後，李維以作家身份撰寫多部與集中營經歷相關的著作，往後一生的寫作命題皆不離奠基於自身經驗的見證，與對於人性之惡的批判，以及後世如何看待、並與這段歷史產生回應的思考。李維先是撰寫了《如果這是一個人》（Se questo è un uomo）（1947），內容主要記述李維於奧許維茲集中營內的所見，涵括了李維對於集中營囚犯的種種觀察。而四十年後，《滅頂與生還》雖然同樣引自就寫作當下來看更為久遠的記憶，但李維在序章先行確立了本書的目的，即透由記憶片段的佐證，與後世的人們對話，並引導讀者深入剖析集中營內的權力階層和生態，以在對於過往歷史僅有概念化認知的現代、對於剝離常軌的極端情境難以想像的今日，釐清加害／被害者兩造之間可能令人困惑、難以透過一般道德判準來理解的善惡關係。並且致力於避免僅以「種族屠殺之惡」來一言以蔽之地詮釋納粹大屠殺事件。
比起回憶錄的形式，李維於《滅頂與生還》形式上更近於論述散文，而行文筆觸也更為冷靜地解析人性於其中的運作，並且收錄了諸多與他人對話書信與反思。李維將集中營的種種分為多個構面——階級、語言、暴力、旁人（尤其是德國民眾）與生還者群體如何看待倖存者標籤——希望呈現出事件本身的複雜性來抵制對歷史樣板化的認識。
對於集中營內的道德判定，〈灰色地帶〉一章，李維將集中營組成的加害者／被害者此二分結構拉展開來，指出集中營如同極權政體的運作，是仰賴著既定的權力階層體系來執行。集中營裡，有負責管理的親衛隊、卡波（Capo，屬於囚犯兼管理者的階層），因應集中營內各式工作崗位而生的勞動小隊，負責管理焚化爐的特遣隊等。人們因工作能力或任務內容的差異而可能產生特權囚犯——這意味著人們可獲得的生存資源並非均等。而在人我之間的關係已被稀釋至僅有生存利益相衝的極端環境裡，「我群」與「他群」的劃分不再是能作為生存與社會互動的依照，有的人因具備專業（如李維本身有化學背景）而避免粗重工作，因而降低了過勞的可能；有的人的工作內容是被強迫動手焚燒同伴；或有些人，儘管身處管理層級之中，表面上協助迫害猶太人，卻密謀組織反抗軍。在脫離常規的狀態下，李維指出「任何人都有可能為了存活而向權力低頭」（p.85），因此去辨明其中的罪惡、行為是理解集中營的必然。
而人作為社群性的生物，語言成為彼此之間連接、交流的要素。〈溝通〉一章指出了集中營內由於聚集來自多個國家的猶太人，在彼此語言不相通的情況下，所有人又得服從於非正式德語命令的辱罵。而語言所造成的隔閡，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資訊無法流通。然在生存至上的極端情境中，對於周遭環境的觀察與機會的把握何等重要，語言阻隔即可能使不懂德語的猶太人錯失生存線索，因而壓縮了活下來的可能。此外，語言原作為思想的載體，在集中營內卻成為種種精神羞辱的變體，而剝去使用語言的能力，更可能引發更強烈的孤立感，而使人更遁入遭遺棄的深淵。
當面對來自納粹軍官等管理階級的羞辱性暴力時，〈無用的暴力〉一章則闡明：倘若納粹之於猶太人的態度為「最終解決方案」所指的趕盡殺絕，那集中營裡諸多將猶太人以非人方式對待的措施，如強迫裸體、舔食、冗長而折騰的點名、為虐待而實施的勞動，或小至猶太人身上的刺青等。這些暴力實施的理由僅僅是為了減輕加害者所擔負的罪惡感，並且合理化他們的暴行，只為了可以更輕易、有效地執行殺戮。
集中營裡，除了重複無盡的勞動和抽乾至麻木的精神感受，〈奧許維茲集中營的知識份子〉中講述所謂的知識份子在集中營內，可能因本身的文化涵養而更強烈感受到被非人對待的痛苦與難耐，卻也可能因尚有一些文化資源而獲得精神依靠。李維引同為集中營倖存者的奧地利籍哲學家讓．埃默里（Jean Améry）的經歷，以及兩人在離開集中營後的對話為全篇論述基礎。以旁觀的角度看埃默里與自己截然不同的反抗姿態，埃默里從不甘於受辱，且當所有人皆木然於存活，而未能注意到長存於環境裡的死亡時，埃默里選擇思考死亡，而致力於不讓自身的精神同外在世界墜向深淵。
至於〈羞愧〉與〈刻板印象〉則分別是生還者群體以及後世人們如何看向生還者身上的「集中營倖存者」標籤。當猶太人面對納粹軍官不斷宣判著他們的存在將被抹消、受難的經歷不會為世人所知，就此埋下了所有生還者集體的夢魘：害怕沒有人願意傾聽、相信自己的、經歷，害怕痛苦被無視。而這些生還者們也確知自己作為整個受難者群體的少數，對於本身所能言說、描述的極限感到無力；同時，活下來的人可能因背負著曾處於「灰色地帶」的道德模糊而為自己的生存而感到罪惡。由此，「羞愧」便成了生還者們自罪的標籤。反之，從「未經歷者」的視角來看，李維指出人們最常詢問生還者的問題為：「你們為什麼不逃跑？」，並時常將後見之明加諸於倖存者的記憶之上，以檢視和修正的態度看待眼前個體，以切割而未能同理的態度將歷史悲劇歸納至曾經的無能為力，而使得這些已經被倖存之罪惡所內在折磨的個人身上，又再加諸一條是否為咎由自取的自我質疑。
最後，在〈德國讀者來信〉中，李維回顧《如果這是一個人》在德國被翻譯出版時，與譯者和讀者之間的書信往來。面對可能作為大屠殺當事者（《如果這是一個人》1959於德國出版）的德國讀者，李維的著作作為直面的控訴，透過與德文譯者之間對於用詞論辯，或是閱讀讀者來信抒發的罪惡感，李維一再顯現出亟欲溝通、理解這個曾作為迫害者的民族的積極，同時又深怕著被誤解的可能。本章作為《滅頂與生還》的收尾，實然回應了本書最重要的目的：釐清、反省和瞭解。
雜記
閱讀《滅頂與生還》的歷程於我是沈痛而不忍，我想這樣的感受對於跨文化的讀者與後世是有共鳴之可能的。李維作為生還者所提供的見證與剖析，大幅度地顛覆了我原先對於集中營與納粹大屠殺歷史的認知。即便過往在影像上，如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的《夜與霧》（Night and Fog, 1955）已目睹過集中營內對待眾滅頂者冷漠與無機殘害的檔案影像（archive），但那仍是以迫害／受害者二元對立的觀點來理解集中營歷史。誠如李維於〈灰色地帶〉一章所述，迫害者與被害者之間、善與惡之間的關係並不是能夠單純以兩造對立的思維來理解。如果說，李維最初寫作《滅頂與生還》的目的在於阻止集中營事件被後世簡化認識、阻止一目瞭然的善惡極端加劇詮釋的鴻溝，並從而切割歷史與當代的關聯，那麼我想，作為一個跨文化的讀者，在閱畢本書後，我能夠認同李維所憂慮的趨向，並且與之站在同一線地、謹以更深入的了解去面對此歷史的沈重，並在往後接收、觀看或論析此事件時，直面其中的複雜與難言。
除了隨李維的書寫探究集中營內部的人性偏失，作者的記憶所召回的「現場」，於我的理解是群際關係之間更為扭曲、超脫於常規的情境，就如同《啟蒙的辯證》裡指出的異化疏離。在本書中，放眼可見迫害者以種種手段羞辱集中營囚犯，將心理機轉誇張化地將當權者的「我群」與被污化的「他群」加以間隔，好讓自己在施暴當下能夠脫離內在道德的譴責。又或是建構出使眾滅頂者感到精神匱乏、習得無助的環境，意在讓集中營裡的人們自己也懷疑起自己身為人的價值。當李維指出集中營內是一個人們以生存為目標的殘酷空間時，便是一次人們意識到自己正在被「非人化」的歷程，且無可阻撓地向下墜落，所以「羞愧感」源自於此；又或是如讓．埃默里所省思的死亡——「為什麼在集中營裡很少人選擇自殺？因為自殺是人類行為，自願死去是人依照人本身不可被外界剝奪的標準形式的權利，是人最大的自由。」（J. Améry, 1976）。由李維的舉證可知，集中營內藉由內外相交的非人化機制來達成效率屠殺的目的。
最終，《滅頂與生還》是部相當能令人感受到作者強烈闡述動機的著作，這在開篇李維引《古舟子詠》：「若不將這故事訴說，我的心便熊熊燃燒。」（p.25）即可見得。當「訴說」作為李維離開集中營以後，耗盡一生所致力執行的任務，並深信惟有不斷地透過闡明才有可能將這段歷史不至於刻板化地流傳，方能使得歷史訓誡得以「預後」，我認為這樣的書寫以及寫作企圖，已可以作為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否定的辯證》（Negative Dialektik）（1966）裡所述「新定言令式」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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